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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1
2016年陈雨佳辞去宁安市高中体育教师职务,回到家乡扎根农村,成为一名“新农人”。凭着一份专注农业发展的执着,一片热爱家乡的赤诚,她扎根乡村深耕黑土地,以让国人吃上一碗营养健康的好米饭为初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代“新农人”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官地村农民,陈雨佳一直觉得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石板米产业一样也能做成一番事业,龙江农人这个选择和使命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石板田就是黑土地中的大熊猫,我们得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它。”陈雨佳从研究水稻种植的第一课开始补起,几年的时间成为当地大米专业合作社的领头雁。
为了打出品牌,陈雨佳拿着质检报告到处给人讲,甚至背着电饭锅参加展会现场煮饭请专家品鉴。如今,她们的合作社远近闻名,已经吸引本村及周边村民157人自愿入社,石板田有机水稻种植规模从最初50亩扩大到1800亩,吸纳附近村屯6000多亩石板田加入绿色水稻订单种植,亩产由原来500斤提高到800斤左右,亩收入从5000元左右提高到近10000元,拉动本村及周边农民就业300余人。
近年来,陈雨佳带领合作社大力推动当地土地流转集约经营,依托东北农业大学水稻有机肥科研中心和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以建设国家级水稻科技示范基地为载体,整村推进石板大米绿色有机种植模式,引进优质晚熟品种,实施两段式育秧,实施绿色食品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治地治水,严控污染。
“我的逐梦路恰是乡村振兴路,在我热爱的黑土地,深耕稻海田间,于我而言是一件幸事,我愿乘风破浪,一路欢歌,一路精彩。”陈雨佳说。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2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16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在日常诊疗中,她总是用微笑告诉人们:麻风病人不可怕。每当遇到穷困家庭的患者,李桓英总是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捐钱捐物,从不吝惜。
2007年3月,一名来自河南的麻风病患者前来就诊。经了解,这家人中竟有5名新发麻风病患者,平时以捡拾垃圾为生。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脚部感染,又着急又心疼。她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作为患者的生活补助。
2009年5月,一名年仅24岁的男性患者前来就诊,当时他手部已感染,发生了隐匿骨髓炎,需要手术。李桓英说:“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随后,她联系了医院骨科主任会诊。由于患者有绿脓杆菌,李桓英又亲自帮忙联系,找到了能做手术的机构和医生。很快,患者接受了扩创及死骨摘除术,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
1993年,云南省文山县有一名高三女学生,临近高考前被诊断为麻风病。此时,李桓英正好来到文山,立即仔细为她检查,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16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3
攻坚克难,在于不抛弃、不放弃。风雨彩虹,又见铿锵玫瑰。
2021年4月,在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中国女足对阵韩国女足第二回合的比赛中,中国女足落后两球,身披7号球衣的王霜挺身而出,凭借加时赛中的进球奋力将中国女足带入东京奥运赛场。“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即使是跑,也能把她们冲垮。”赛后,王霜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2024年,王霜作为中国女足核心球员征战女足亚洲杯。决赛中,她带伤首发,与队友一起展现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最终以3比2逆转韩国女足,时隔16年再次站上亚洲之巅。
每一份荣誉、每一个高光瞬间背后,是女足7号王霜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她倾其所有付出的血和汗。因家庭原因,她从小与姨妈一家生活在一起,这教会她独立。7岁接触足球,因当时武汉没有少儿女足球队,她便与一帮同龄甚至大一点的男孩子一起训练。训练场上,王霜没有因自己是女孩而示弱,反而比一帮男孩跑得更快,拼得更凶,即便是受伤也绝不会喊疼、哭泣。
渐渐地,独立和坚持的王霜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足球天赋。12岁入选国少队,15岁进入国青队,17岁进入国家队,20岁初次征战世界杯,23岁荣膺亚洲足球小姐,25岁帮助武汉女足登顶女超联赛冠军,27岁帮助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并第四次获得中国女子金球奖……回首过往每一个精彩瞬间,王霜都记忆犹新,“小时候养成独立和坚持的性格,帮助我在足球生涯至今的二十年里,勇往直前,不曾退缩。”
责任与担当 成就“小王”
闪光灯下的中国女足7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一位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小王”。
从孤单童年走出来的王霜,比任何人都懂得,唯有爱才能驱散心中阴霾,所以她时刻怀着一颗滚烫的心,给予他人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关爱。
2020年,新冠疫情袭击武汉,王霜捐出其在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留洋所得的60万元全部收入,用于支持家乡抗疫。在此期间,王霜与其表哥曹国栋在楼顶天台练球的视频刷爆网络,激励着所有人积极勇敢面对眼前的一切。
2024年1月20日,女足亚洲杯小组赛赛场上,王霜进球后的一个“比心”动作,倍受外界关注。次日,王霜向外界透露了背后的暖心故事:“昨天进球后的‘比心’,我是送给一群‘追风女孩’!上个月,我去了云南石林县的一所‘追风小学’,和她们一起踢球聊天,那天我们约定,如果我在亚洲杯上进球,就要为她们‘比心’!我可是信守承诺的小王!”王霜作为女足代表参与“追风计划”,她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可以号召更多人关注乡村校园女足,让“追风女孩”在球场上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此外,王霜个人还发起了“七号球场”——乡村校园女足支持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经通过中国妇女基金会支持了12所乡村校园女足。
同样是2024年,王霜又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体育与发展使者”。5月,王霜在湖北,首次以个人名义设立“薪火少年”奖金,用于奖励我省基层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教练和运动队,开始“霜计划”在湖北起步的第一个动作。
用坚定信仰诠释初心,用实际行动担当使命,“最美巾帼奋斗者”们谱写了“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的壮丽华章。“我期待着在今年的世界杯、亚运会、奥运会预选赛赛场上,展现自我风采,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女足,看到中国力量,见证中国崛起。”王霜说。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4
作为全国妇联授予我国优秀女性、优秀女性群体的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她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在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中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书写着“建功在一线”的铮铮誓言。即日起,本报开设“建功在一线”专栏,讲述她们的“一线”作为、“建功”故事——
武桂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所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数十年致力于生物安全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研究,是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工程管理体系的主要策划者和创建者,现连任亚太生物安全协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生物安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国家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专项专家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卫生健康与环境学部委员;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7项;获全国_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特别喜欢白天。
“一到夜晚,我就感觉这一天将要过去,时间不够用了。”近日一天的上午10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二楼的办公室,阳光穿透窗户,武桂珍打开了话匣子。这位留着红褐色卷发、身着深色西装外套、面容秀丽的女科学家抿嘴笑着,聊起自己的工作滔滔不绝。
对于武桂珍的执着与单纯,其身边人都已了然。
2020年初春,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的边境小城绥芬河市暴发疫情,武桂珍率队驰援。这个季节的绥芬河银霜遍地,位于半地下的实验室也没有暖气,冻得浑身疼的武桂珍贴上膏药,为队员们寻来几把椅子,争分夺秒做核酸检测。“早出检测结果就能早发现病例,帮助当地溯清传染源,尽早消除疫情传播风险。大家都顾不上身体的不适,昼夜不停、六班轮转、满负荷运行。”武桂珍回忆。
这只是武桂珍近40载默默投身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的一幕。从抗击sars疫情到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再到抗击新冠疫情,每一次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现场,武桂珍都未缺席。迅速组织开展未知病原攻关和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实验室检测速度屡破纪录……曾有人问武桂珍为什么这么拼,她只是笑道:“使命在肩,一刻也不敢停歇。”
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作为现场监督组负责人的武桂珍因心肌劳损病倒在岗位上,被送往急诊住院。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拼起来就忘了吃饭的武桂珍在指挥现场突发腹痛,强忍到工作结束后就诊,检查出多发胃溃疡,被医生重重责备。2020年,战新冠最吃劲的日子,她需要借助3种药才能入睡。对此,武桂珍不以为意:“我们的工作就是争分夺秒,早一分、早一秒把科研成果送到前方,就可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与传染病打交道,往往要面临许多未知风险。“疫苗是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武桂珍说,新冠疫情初期形势严峻,为迅速研发疫苗,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即p3实验室)中开展实验活动,确保生物安全至关重要。武桂珍拍板决定迅速组织团队开展风险评估和模拟演练,将生物安全风险降到最低。最终,其团队研发的疫苗率先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并首获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和欧盟gmp认证。
多年来,武桂珍潜心研究生物安全关键技术。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她组建我国第一支生物安全专业化管理和研发团队,解决微环境污染检测等关键技术瓶颈问题,创建全球最大p3实验室设施群运行管理模式和标准体系。
谈到生物安全,武桂珍眼中有似火热情,她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仪器和操作等方面仍存在“卡脖子”问题,“还要做出更多努力”。
武桂珍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从工厂回到大学校园,源于父亲的劝说。“爸爸说,要做对国家和老百姓有益的人,首先要多学知识、长好本事。”她回忆,那时的父亲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她就蹲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等着,“有时看到他疲惫的身影,我不忍心,但是他乐在其中”。
大学毕业后,武桂珍走上了科研报国的道路,继承了父亲执着的拼劲儿,也体会到了那种累并快乐着的心境。“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做对国家和老百姓有益的事,是科研工作者最大的幸福。”她说。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5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17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17年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16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6
在交流过程中,孙金娣反复提及“信任”这个词,这两个字对她而言有沉甸甸的分量。
“组织上把这一亩三分地交给我,我必须做到守土负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只有这样做,才能对得起组织的信任。”
“居民有问题,不是想到找社区、街道,而是直接找到区里,这就是基层战斗力不强,群众不信任我们。”
如果说前者是作为一名党员“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的践诺,那么后者就是一名基层工作者对“新时代如何走好群众路线”的积极思考。
“2010年6月5号,区委安排我担任仙林街道书记,没多久就有200多个老百姓,拉着横幅、喊着喇叭,把区政府堵了起来,这件事让我感觉天都塌了下来。”
即使已经过去11年,再谈起当时的事,孙金娣还是历历在目。
“这个矛盾已有三个多月了,这些老百姓所住的小区与街道就一路之隔,与社区也只有几十米,这个大规_,街道社区事先一点都不晓得,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如果再这样下去,党还要我们街道社区党组织干什么,还要我们街道社区书记干什么?”
在孙金娣看来,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街道社区党员干部眼睛没有往“下”看,身子没有往“下”沉,劲头没有往“下”使。
“过去在我们街道,有的党员干部坐等上门多、主动问需少,在位不在岗,有事找不着人;有的用上网代替上门、用通话代替见面,对待群众态度不好,遇到矛盾绕道走。”
那么,要如何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呢?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我们社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我的手机号。老百姓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回复。而且陌生电话、没储存的电话一定要接。”
顿了一下,孙金娣又笑着补充到,“刚开始到这个街道的时候,电话不断,现在,偶尔会接到一些陌生电话,还基本都是广告。”
孙金娣摇了一下自己的手机——这是她能走进群众心里的第一个“锦囊”。
第二个“锦囊”就是职工食堂——那是孙金娣的办公地点。为了能够方便群众上门、离群众更近一些,孙金娣很早就将自己“办公桌”搬到了位于办公楼一楼的职工食堂。
“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情在网中结”,锦囊中涵着的“真情”和网格中蕴着的“智慧”共同打通了仙林街道的“最后一公里”。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_出街道,矛盾不上交。”11年来,仙林街道实现进京、到省、去市、来区“四个零上访”,被誉为新时代城市版“枫桥经验”。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篇7
宋晓玲于1970年3月出生,女,汉族,中共党员,1970年3月出生,甘肃武山县人,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她长期致力于氯碱化工和煤化工领域的技术研发,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863项目、重点科技攻关、国家火炬计划、兵团重大科技攻关等课题30余项,攻克30余个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难题。
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荣获“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杰出工程师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工作经历
宋晓玲是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她长期致力于氯碱化工和煤化工领域的技术研发,带领科研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多项技术列入国家清洁生产标准和重点鼓励发展的清洁生产技术。
变废为宝 攻克世界级技术难题
改革开放后,pvc生产企业在全国不断涌现。然而,聚氯乙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电石渣却是重大的污染源,如何处理电石渣成为世界级难题。在天业集团,数万吨电石渣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心头。
时任生产副厂长的宋晓玲想:如果将电石渣作为水泥生产的原料,这样既可以变废为宝,又可以消除重大的污染源。这在当时的氯碱行业还没有先例。宋晓玲敢想敢干,主动承担起电石渣制水泥的小试试验,率领团队走向攻克世界级难题的战场。
宋晓玲走访多家水泥厂,最终决定在石河子南山水泥厂进行试验。来回70多公里的路,她转乘四趟班车天天跑一个来回。在原有石灰石制水泥传统工艺中,从添加5%电石渣试验起,再到10%,最后到20%的电石渣能生产同等质量的水泥。这证明她的想法可行,但她并不满足。当得知江西有家水泥厂用50%的电石渣替代石灰石的水泥生产线将试车投产,她立即坐了三天火车,又搭乘四五个小时蹦蹦车赶到厂家。下车后她不顾双脚肿胀,就直奔生产现场。通过7天的现场技术交流,她又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回来后,通过查阅水泥工艺等资料和不断的现场试验,最终完成了电石渣制水泥小试实验。随后,在充分吸收国内湿磨湿烧电石渣水泥技术的基础上,她带领团队采用干法乙炔和干磨干烧电石渣水泥工艺,不让一粒废渣“走”出天业厂房半步,创造了国内外以电石渣为原料生产水泥的奇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05年,国内乃至世界第一条100%电石渣为原料的水泥生产线在天业投产,解决了几十年来困扰电石法聚氯乙烯的难题,颠覆了传统电石法聚氯乙烯的格局。天业的经验与工艺迅速在全国推广,天业集团成为中国氯碱行业的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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